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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创作是一件难事，其难就难在意境的营造。创作出意境深远、格调高古的书法作品，也许对于一些书家来说是毕生的艺术梦想。因此，有必要从前人的艺术实践和论述中探寻一些路径，获得一些启迪。下面，笔者试探讨一下唐代孙过庭的“平正、险绝、平正”论、宋代苏轼的“峥嵘、平淡”论、明代董其昌的“生、熟、生”论对我们书法学习和创作的指导意义。
一、孙过庭的“平正、险绝、平正”论
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说：“至如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；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初谓未及，中则过之，后乃通会。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。”
学习书法开始时求“平正”，这是第一阶段；得“平正”后求“险绝”，这是第二阶段；能“险绝”之后，再回到“平正”，这是第三阶段。初学书法一般以篆、隶、楷入门。以往多数人以楷书入门；但近些年，以篆、隶入门者呈越来越多的趋势，也许是因为人们认识到篆、隶更能体现“横平竖直”之要旨吧。但不管是先学楷，还是先学篆、隶，都能较为容易地解决字的基本间架结构问题，即“分布”。此外，初学阶段还要了解一下笔画的书写及应用即笔法的相关问题。相对而言，行、草书的变化要远远大于上述三种书体，初学姑且不涉及，因为这阶段是以临帖为主，无须寻求变化。但凡有一定基础之后，就要注意其结体的正欹开合，用笔的中侧锋转换、提按顿挫、速度的快慢、节奏的松紧，用墨的枯湿、浓淡，以及章法的参差变化、穿插聚散等等，实初期的“平正”难以解决，因而“务追险绝”。说到底，就是穷尽变化，“不计手段”，以展现书法变幻莫测、千奇百态之无穷魅力。但孙过庭又说：“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”中国人深受儒家学说熏染，追求“中和”之美，故又要“复归平正”。此“平正”要求更高，即经历“险绝”之后，又要若不经意，变化到极致而又要不露痕迹，所谓浑融无迹。这或许也就是很多初学者开始读不懂《兰亭序》，而随着学习的深入，才渐渐领会王书“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”的审美境界的原因吧。
二、苏轼的“峥嵘、平淡”论
苏轼在《与二郎侄》中说：“凡文字，须令笔势峥嵘，辞采绚烂，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，实非平淡，绚烂之极也。”此语本论文，但常被引论书法，如董其昌《容台别集》就曾引用：“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，大抵传与不传，在淡与不淡耳……苏子瞻曰：‘笔势峥嵘，辞采绚烂；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。’”以此语对照孙过庭的话，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相当一致。苏轼虽未提如何达到“峥嵘”和“绚烂”，但可以想见，这个过程亦是从“平正”到“险绝”的过程。其后，他提到“老”字。他认为“老”就要追求“平淡”，而此“平淡”绝非是“老”之前的“平淡”，是“绚烂之极”的“平淡”。正如庄子所言：“既雕既琢，复归于朴。”这里的“朴”是雕琢之前的“朴”吗？显然不是。
苏轼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，当是他的“峥嵘”、“绚烂”之作。曹宝麟先生认为它是“苏氏书法中最为精彩、最为杰出的一件作品。它的不同凡响之处，在于它是出世和入世、‘尚法’和‘尚意’撞击下迸发的石火电光，稍纵即逝且不可能重现。黄庭坚说：‘东坡此诗似李太白，犹恐太白有未到处。此书兼颜鲁公、杨少师、李西台笔意，诚使东坡复为之，未必及此。’此评自有其精辟之处。这倒不是说，苏氏在以后的20年技法没有长进，相反，他的大部分作品，包括每份尺牍都精美雅致、从容优游。尽管晚年南窜八年的谪居生活比黄州更为恶劣，但越修炼得心如止水，以至不以物喜，不为己悲”（《中国书法史·宋辽金卷》）。在经历了《黄州寒食诗帖》这样的“峥嵘”、“绚烂”之后，东坡的境界应该更高。其实东坡晚年之书法，正如他自己所言，“乃造平淡”是也。
三、董其昌的“生、熟、生”论
董其昌在《容台别集》中说：“诗文书画，少而工，老而淡，淡胜工，不工亦何能淡？……画与字各有门庭，字可生，画不可熟，字须熟后生，画须熟外熟。”董其昌的观点启示我们，学书先由生至熟，即从无法到有法；然后又要由熟返生——可看做是再从有法到无法，自然随意，直至自由无碍之境界。当然，他的“生”、“熟”还不止“有法”、“无法”那么简单。董之“生”即“淡”，“熟”即“工”，“熟”乃“生”之前提，一如“工”乃“淡”的前提一样，苏东坡所谓的“精能之至，反造疏淡”是最好的注脚。
董其昌关于“生”、“熟”的论述还有：“赵（孟頫）书因熟得俗态，吾书因生得秀色。赵书无弗作意，吾书往往率意。”这里董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：“生”更胜“熟”一筹。他认为“熟”就是“工”，也即我们今天讲的技法娴熟。此应属书法共性范畴，故“熟”也容易混同于一般而泯灭个性，这便是“俗”。所以他的“熟”后“生”，实乃以“生”破“熟”、以“生”破“俗”而求个性。这时的“生”已超出“淡”的意境表述，而升华为他自己的“精神血气”了。他说“吾书往往率意”，也说明他作书时注重随意生发而追求意趣。董其昌又说：“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，第少生耳。而子昂之熟，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。惟不能多书，以此让吴兴一筹。”他虽承认功力不如子昂，但又自豪地认为他作品的气息要高于赵。
中国书论中类似上面三家的理论还有不少。清之宋曹在《书法约言》中说：“书必先生而后熟，既熟而后生。先生者学力未到，心手相违；后生者不落蹊径，变化无端。”清刘熙载《艺概》中也有相关的论述：“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，继由工求不工。不工者，工之极也。”刘熙载之言可作为这几家的理论总结：“不工”要求“工”，即先求技法和共性，一如孙过庭之“险绝”，苏轼之“峥嵘”、“绚烂”，董其昌之“熟”；然后“由工求不工”，即去追求个性和风格，一如孙之“通会”、苏之“平淡”、董之“秀润”。其实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书家都应在过技法、共性关之后，努力去融会贯通，锤炼风格，并勇于去掉造作、刻意成分，最终信笔为之，从心所欲，一任自然，以至臻于化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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